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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疫苗藥品犯罪亟須清除刑法規制障礙
www.gzppmd.live 】 【 2019-09-11 09:12:29 】 【 來源:檢察日報 】

  為完善疫苗藥品監管的長效機制、保障民眾生命健康和公共衛生安全,《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下稱疫苗管理法)日前出臺,并于2019年12月1日起實施。毫無疑問,該法將對規制疫苗藥品行業亂象、遏制疫苗藥品行業違法行為具有重大意義。但是,該法涉及刑事責任的僅有一條規定,而我國刑法在規制疫苗等藥品犯罪方面仍然存在諸多障礙,這使刑法在規制疫苗藥品犯罪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這與刑法懲罰犯罪的機能相悖,也與民生刑法觀的理念相違。

  

  疫苗藥品犯罪規制存在刑法障礙

  

  罪名選擇較多,罪責不相匹配。通過查閱相關裁判文書可以發現,在司法實踐中相當數量的涉疫苗藥品案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理,少部分以生產、銷售假藥罪定罪處罰,極少數適用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生產、銷售劣藥罪則幾乎沒有適用過。

  

  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根據藥品管理法關于假藥、劣藥的定義,假藥主要包括成分不符合國家標準的、假冒的、被污染的、變質的、使用未經批準原料的等情形。而劣藥則包含成分含量不符合國家標準、更改有效期、超過有效期、更改生產批號、擅自添加各種輔料等情形(2019年8月修訂但尚未實施的藥品管理法對假藥、劣藥作了修改,但分類沒變)。根據這種分類,實踐中有相當數量的問題疫苗都會被歸入劣藥的范疇,僅有少部分符合假藥的規定。而就社會危害性程度而言,很多劣藥的社會危害性并不亞于假藥,這種界分標準是不科學、不合理的。

  

  其次,由于我國生產、銷售劣藥罪有“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高入罪門檻,而當前認定劣質疫苗藥品與人體健康受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面臨著諸多難題。其一,注射疫苗本身并不是為了治療現實的疾病,而是為了預防某種將來可能產生的疾病,而疾病的發生是一個概率性的事件,倘若雖然注射了劣質疫苗,但最后并沒有發生相應的預防疾病,則不存在所謂的“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其二,從科學的角度看,在當前的科學技術水平下,即使是最好的疫苗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免疫,因此縱然最后發生了相應的預防病,也很難直接肯定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三,通常而言被害人發病的時間有相當的間隔期,也即可能很多年之后才會出現相應的病狀,這就進一步增加了判斷二者因果關系的難度。正是因為劣藥與人體致損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認定,生產、銷售劣藥罪在事實上淪為了無法適用的“空罪名”,有關問題疫苗被認定為劣藥后卻無法通過生產、銷售劣藥罪加以規制,只能借助其他的輔助性罪名予以調整。

  

  再次,就輔助性調整疫苗藥品犯罪的3個罪名來看,對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據同類解釋的刑法原理,要求其與放火、爆炸、決水、投放危險物質性質相當的行為方式和社會危害,疫苗藥品犯罪在相當性方面一般很難等同,強行將性質差異較大的行為等同視之將會消解罪名的定型功能。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作為一個具有兜底性質的罪名,與銷售特定的偽劣產品罪名之間屬于補充關系的法條競合關系,對于劣質疫苗藥品如果符合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犯罪構成,可以該罪名規制,但該罪具有銷售金額5萬元的入罪限制,而對于未銷售的情形則要求貨值金額達到15萬元,因此對于很多尚未銷售的情形,可能在滿足構罪的數額上存在一定障礙。此外,適用非法經營罪也面臨部分入罪難的問題,因為非法經營罪規制的對象主要是未取得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藥品經營許可證的主體,因而對于具有相關經營主體資格,但生產、銷售的疫苗不符合標準的,適用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則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不均衡、刑法體系失調。首先,從適用頻率最高的非法經營罪來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7條的規定,以單一的數額(包括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作為量刑標準。其法定刑僅有兩檔,其中第一檔的“情節嚴重”要求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對應的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檔的“情節特別嚴重”要求非法經營數額在50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25萬元以上,對應的法定刑則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且并沒有針對非法經營疫苗等特殊藥品從重處罰的規定。而同樣對比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規定來看,其并非單純以數額認定情節,根據《解釋》第3條第(4)項的規定,可以根據生產、銷售的時間、數量、假藥種類等認定為情節嚴重。對于疫苗這種特殊的藥品來說,根據《解釋》第3條第(3)項的規定,生產、銷售金額只要在10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就滿足“情節嚴重”的情形,應當適用第二檔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量刑。而生產、銷售金額在20萬以上不滿50萬元就滿足“情節特別嚴重”的要求,應當適用第三檔法定刑,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很明顯,生產、銷售假藥罪比非法經營罪在處罰上要重得多。如上所述,在當前我國的假藥、劣藥的區分標準下,很多劣藥在社會危害性程度上比肩假藥,但又無法用生產、銷售劣藥罪規制,將其以非法經營罪予以處罰,有輕縱犯罪之嫌。

  

  其次,就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而言,同樣有輕縱犯罪之嫌,與非法經營罪一樣,其也是唯數額論,該罪的前兩檔法定刑明顯較之非法經營罪和生產、銷售假藥罪低,該罪的罰金刑整體偏低。對于僅生產未銷售偽劣產品的情形,其構罪標準要求貨值金額達到銷售金額的三倍以上,并且僅僅作為未遂犯罪處理,這無疑又會降低刑罰幅度。此外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也并沒有針對特殊藥品從重處罰的規定。

  

  最后,雖然根據刑法基本競合原理以及《解釋》的規定,同時觸犯以上數個罪名的,應當擇一重罪處罰。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各罪名規制對象的差異、入罪門檻的限制,事實上發生競合的情形并不常見。從刑罰的配置上看,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生產、銷售劣藥罪一般是高于其他罪名的,但因這兩罪在實踐中經常被閑置,輔助性調整危害藥品安全的罪名“反客為主”,成了規制疫苗藥品犯罪的主要罪名,難以避免量刑畸輕畸重的現象發生。

  

  清除刑法規制障礙的方式

  

  從立法上為專門性規制疫苗藥品犯罪清除定罪、量刑障礙。應當在假藥、劣藥界分標準基礎上,修改刑法關于生產、銷售劣藥罪的罪狀,取消“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這一不切實際的規定,改采數額型和情節嚴重型的入罪、量刑標準,具體來講,一般可以“生產、銷售金額”作為入罪、量刑標準,同時增加“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規定。此外,還應當改變生產、銷售劣藥罪罰金刑過低的現狀,將罰金刑的計量模式由“倍比制”變更為“無限額制”。

  

  司法適用層面應當盡量做到量刑上的均衡。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充分考量彈性的量刑規定。無論是適用非法經營罪還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予以規制,都應當考量藥品的特殊性,針對疫苗這種特殊藥品予以從重處罰。如果劣質疫苗是涉及到疫苗內在品質缺陷,影響其免疫效果的,在量刑上應當盡量做到與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刑罰相當。倘若是因為外在品質缺陷并不直接明顯影響疫苗藥效的,量刑時可以在非法經營罪及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量刑標準上適當從重處罰,以此方能做到罪刑相適應。此外,還應當限制緩刑的適用,加大從業禁止措施的適用。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編輯:滿新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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